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近代美国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杜威对美国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 施,有其深远的影响及无与伦比的贡献。杜威不仅是二十世纪中的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而且在美国国内,也是一位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倡言民主政治理想的所谓自由主义派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他的思想,不仅形成了美国继实用主义之后而起的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哲学体系,而且也是间接影响到新教育──所谓进步主义教育──实施与理论的一位教育哲学家。由于他毕生从事著作、教学,受业学生分居世界各地,故其影响是他人所不能匹敌的。他的门徒胡适,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 
 
        杜威(John Dewey)出生于一八五九年的十月二十日。这一年也是英国进化论的提倡者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发表其《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巨著的一年。杜威诞生在一个中产社会阶级的杂货商家中。由于杜威的家乡,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维蒙特(Vermont)州的贝林顿(Burlington),人民生活习惯,娴习于自治,崇尚自由,笃信民主制度,这些可以说是新英格兰殖民区的传统精神。   
 
        杜威小时候,就显得有点害羞,天资并不聪慧,但是,却好学深思,手不释卷,喜爱阅读,是大家所共认的一位书虫。他十五岁从贝林顿当地的中学毕业,因为居家离维蒙特大学很近,加以父母的鼓励,就进入维蒙特大学就读,在一八七九年完成学业。当时的维蒙特大学规模很小,那年跟杜威一起毕业的学生仅仅十八人。   
 
        凡是在维蒙特大学就读的学生,都得研修古典语文。他们都要学习希腊文,而且每个学生都要跟维大的每一位教授学习,因为除了工科的教授之外,当时全校只有八位教授。杜威在大学的前两年修读希腊文及拉丁文,西洋古代史,解析几何及微积分。第三年开始涉猎自然科学的课程,包括地质学,动物学,进化理论;他尤其从当时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 Huxley 1825-1895)的生理学教本中,获得不少的启示,特别是关于进化的理论、生物与环境的理论,在在都使他有不少心智上的激动。在大学课程的第四年,他才更为广泛地接触到人类智慧的领域;当时担任讲课的以哲学传授为主的泰锐(H.A.P. Torrey)教授,对杜威初期哲学思想的探究颇有帮助。   
 
        一八七九年,杜威从维蒙特大学毕业后,极想谋得中学教职,以发展他的志趣。但因他年纪轻,加以毫无教学经验,到秋季各校已经上课,而他的职业尚毫无端倪。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他一位在宾州南油城(South Oil City)担任中学校长的表兄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当时的月薪是美金四十元;一年之后转往贝林顿自己家乡的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并继续研读哲学史,这时他认识了哈锐士教授(W.T. Harris)。   
 
        一八八○年以后,美国当时仅有的一本哲学杂志是《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哈锐士教授是该杂志的主编人。哈氏受德国哲学的影响颇深,是德国哲人黑格尔(Hegel 1770-1831)的信徒。在一八八二年,哈锐士接受了杜威第一篇哲学性的论文「唯物主义之形而上的假设」(The meta physical Assumpations of Materialism)。稍后,杜威又写了两篇论文,交由哈锐士发表。这三篇文章的组织及系统化的技巧很好,并不以内容见长;但是对一位青年哲学家而言,自己的论文能够刊登在全国唯一哲学学术论文的杂志上,是多么大的一种兴奋和鼓舞呢!一八八二年的秋天,杜威向约翰霍布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申请教学奖助金,先后两次被拒,于是经由他大学时的泰锐教授以及哈锐士的鼓励,向他的姑姑借了五百元美金,开始了以哲学为主的研习生涯。当时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Gilman)聘请了不少哲学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他本人对每一位研究生的学习都寄以关切,时时给予指导;而且上课时采取讨论的方法,富于思辨的气息,注重自由运思的精神,不受传统思想的约束,举行公开的辩论,凡此种种,使杜威有发展哲学见解的机会与环境。在杜威完成其博士学位后,吉尔曼曾亲自在办公室召见杜威,加以鼓励,并劝勉杜威不可过分手不释卷地孤独自处,并且给杜威留学欧洲的一笔补助费用。此后,杜威在密西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担任哲学讲师。在教学期间,有一位以前曾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过杜威半年的毛尔斯(G.S. Morris)教授让出房子给杜威夫妇居住。杜威为了感念这位恩师,把他后来所生第三个儿子取名为毛尔斯;这个孩子聪颖过人,是杜威六个子女之中最具天赋的一个,不幸却因病夭折。丧子之痛对杜威夫妇的打击很重。一八九四年,杜威出任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心理学、教育系主任。在这里,他跟他的妻子创立了名闻遐迩的实验小学;并从心理发展的见地,来勾画出教育的各项理论。一九○四年,因为实验学校的归并问题,杜威不表同意,遂辞职离去。他离开支加哥大学时,不知何去何从。他写信给当时心理学界权威詹姆士(William James),叙述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希望获得一个教学的位置。经由詹姆士及杜威老友卡特尔(J. Mckeenl Cattel)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协助,为他在哥大师范学院谋得一职。   
 
        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是杜威的教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期,其间由于接触外籍学生的缘故,使他将教育的思想也能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地。尾野教授是一位日本的留美学生,曾受教于杜威,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日本,担任东京帝大教授,促成了一九一八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大的讲学。我国学人蒋梦麟先生也曾在美国受教于杜威,就近邀请杜威于日本讲学完毕之后来华讲学。一九一九年,杜威曾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由胡适先生担任讲学的翻译,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直接播种在中国。一九二八年,杜威曾经去了苏联;并到过土耳其,协助土国教育之改革;又到过南非、墨西哥等地。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廿六年才退休,退休之后仍从事著作,并热心于民本主义之阐扬。在他七十八岁时,还一度到墨西哥为苏联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辩护,驳斥斯大林对托氏的指控。杜威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在他的鼓励下,美国大学教师于一九一四年组织了全美大学教授联合会(Th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四年之后又在纽约组织了纽约教师联合会(The New York Teachers Union),作为维护教师权益的一个有力组织,不仅消极地维护了教师的权利,而且积极地争取教育专业化的实现。   
 
        杜威曾在八十七岁时再婚一次。他与人合著的《认知与所知》(Knowing and the Known)在他九十岁的时候出版。他一生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委实令人敬佩。他九十三岁时(公元一九五二年)因肺炎去世,当时身体并不孱弱,心智情况尚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