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1902.06.15—1994.05.12）美国精神病学家，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他提出人格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把心理的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指出每一阶段的特殊社会心理任务；并认为每一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矛盾，矛盾的顺利解决是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
       他的父母都是丹麦人。生父在埃里克森诞生之前就弃家出走了。他三岁时，母亲嫁给了一个名叫西塞多·洪柏格的儿科医生。埃里克森在童年时期并不知道洪柏格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但他总是出现这种感觉：无论如何，他不属于父母亲，并幻想能成为“更好的父母”的儿子。埃里克森多年来一直沿用继父的姓，甚至在第一次写论文时还使用爱利克·洪柏格的名字。直到1939年他加入美国公民时，才改姓爱里克森。
       爱里克森那种不属于他的家庭的感觉为这样一种事实而不断加剧：母亲和继父都是犹太人，而他却由于斯堪狄那维尔血统长的身材高大，碧眼金发。在学校，人们说他是犹太人，而在继父的祖庙里，却叫他为异教徒。由此想来，为什么“同一性危机”的概念能成为后来爱里克森理论上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不足为怪了。
大学预科毕业后，他违背继父要他成为一名医生的愿望，从事艺术专业，并周游整个欧洲大陆。总的说来，爱里克森在校时不是一位杰出的学生，但他却有艺术天赋。
      1927年是爱里克森一生的转折点。那年，他受一位名叫彼德·波罗斯的老同学的邀请到维也纳一所规模较小的学校中工作，该校生源都是弗洛依德的病人与朋友的子女。开始，他是以艺术身份受聘的，后来担任了指导教师，最后，安娜·弗洛伊德征求他是否愿意接受培训当儿童精神分析者。爱里克森接受了安娜的提议，以每月支付七美元培训费的条件接受安娜的精神分析训练。安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他父亲的理论不同，在诸多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创建，这对爱里克森产生深刻的影响。1964年，爱里克森把自己的《洞察力与责任感》一书呈现给安娜，以表对她的感激之情。
       形势对爱里克森十分有利。他被邀加入一个当时被医疗机构拒之门外的团体。通过参加这个“遗弃者”的组织，使他能作为一名“局外人”保持自己的同一性。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团体的职能是帮助烦恼不安的人们，所以他起码能够间接地满足继父希望他当一名医生的愿望。
       他大学预科毕业时获得的一份蒙台梭利学校的毕业文凭，以及接受安娜·弗洛依德在儿童精神分析方面的训练，是他所获得的唯一的正规学校教育。因为爱里克森没有获得高级学位，所以他完全可以成为弗洛依德所认为的精神分析家不必攻读医科专业主张的一名典型范例。
       1929年，爱里克森与同校任教的加拿大籍教师琼·谢尔逊结婚。1933年为了对付纳粹日益加剧的威胁，爱里克森（已有两个孩子）全家迁居丹麦，后又迁往麻省的波士顿，在那里，他以精神分析家的身份私人开业。
        除了私人开业外，爱里克森还在亨利·墨里主持的哈佛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系任研究员。爱里克森被哈佛医学院录取为心理学哲学博士候选人，但只有几个月他就放弃了这个意图。
       1936年到1939年间，爱里克森在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医学院任职，在那里，他研究了正常儿童和情绪紊乱的儿童。也是大约在这一时期，他与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有了交往，1938年，他前往南达科苏语印第安人的松脊居住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观察了苏语印第安人抚育子女的实况。诸如此类的人类学研究使爱里克森进一步认识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形成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极其强烈地渗透到他整个理论中。
       1939年，爱里克森迁居加利福尼亚洲，在那里他担任了加利福尼亚研究所的研究助理。1942年起，他一直担任心理学教授，但在1950年时他因拒绝在效忠宣誓上签字，而被免去教授职务。后来，加利福尼亚大学发现他“政治可靠”，又重新授予他心理学教授，但是爱里克森拒不接受，因为其他教授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免职了。
       1950年，他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同年出版名著《童年期与社会》，该书着重地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书中还详尽地论述自我的功能，创立了路线在被人称为新学科的“自我心理学”。1951年到1960年，爱里克森居住于麻省的斯多克桥，他在那里担任了奥斯丁——里格斯中心的高级会诊医生和匹茨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
       1969年，爱里克森回到哈佛医学院，在那里担任人类发展学教授，并讲授“人类生命周期”，这是一门深受研究生欢迎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