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跟鸡腿闲聊，谈到一件趣事。说三国演义的前半段，关羽杀人的频率和速度超快，通常都是数个回合将敌方大将斩于马下，但到了演义的后半段，关羽似乎不太给力，经常得打几百个回合不分上下，偶尔还会吃个闷亏。抛开年纪大了的问题，我认为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可能性。
汉朝末年士族门阀的权势非常大，因为国家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只看出身，导致国家机构被这些士族垄断，像袁绍这种四世三公的背景，拿出去说是很拉风的。而至于当时的其他名将，也几乎都有各自的背景。比如赵云，他是常山真定赵家人，这个真定赵家，在当地也是一支望族。刘备当时结交他，“与云同床眠卧，密遣云募数百人”，分分钟能找来几百人给刘备当私兵，可见赵云不是一般小角色。
到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但大家也不只是单纯的打来打去，都是有套路的。一般名将打架前，都会先报个名，比如“吾乃常山赵子龙是也，来者何人？”这时候对阵的人心里就得想想，这架该怎么打，是只论胜负还是要拼生死，如果要是杀了对方，赵家会不会派人来整死我，或者说以我家族的势力根本不怕你赵家，就是要整死你。
这么一寻思，杀人的动机就会滞后，但像关羽和张飞这号人却不用寻思这个，他俩一个是卖枣的，一个是杀猪的，到了对阵时总不能说我乃卖枣小贩关羽吧，于是干脆一言不发，冲上去就是干。看演义中写：“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颜良还没来得及问清楚这哥们是谁有什么背景，就被刺死了，这就是被套路害死的案例。
可是到了后半段，关羽已经声名显赫，世人皆知其勇武，也就是从此有了身份，很多事情可以仰仗这身份解决，比如有不开眼的小兵拦路，报个名字就能把人吓唬跑，省心又省事。所以哪怕他当时离开曹操时挂印封金，表示不在乎这个爵位了，但之后打架前大多也会提一嘴，吾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以示身份，说完还会等对方报名，说不杀无名之辈。
这样一来，就陷入了名将们的惯用套路，故而打架的欲望就没那么强烈了，杀人前也开始思前想后了，尤其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夏侯惇去拦关羽，他因为对方是曹操的亲戚加爱将，打架也不好意思下死手了，打了几十个回合最后让人家走了。毕竟都是老熟人，没必要惹死仇。
从此之后，关羽的表现主要放在了智谋上，打架就不怎么给力了。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无所仰仗，所以天大地大任我行，奔赴千里如嬉戏，像关羽一样，手起刀落快意人生。但走进社会之后，我们在苦难和喜悦中摸爬滚打，总结出各自的人生经验，从此仰仗着这经验去前行，却发现只能走这么远了。
换句话说，你所仰仗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你的局限。它可以是实体，比如一个靠山、一个爱人、一个富庶的家庭、一个格外关照你的领导前辈，也可以是你的名声、你的生财之道、你的处世哲学。过于仰仗名声，就会不自觉放弃一些与身份不符的事。过于仰仗现有的生财之道，就会在无形中丢失掉变通的积极性。过于仰仗你的处世哲学，就会变成偏执的中年人。
我因为工作关系认识很多艺人，从娱乐新闻上看他们的生活总是活色天香，八卦花边不断，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常生活极其单调，节假日里不是在家里打游戏就是睡觉，很少跟朋友约出去玩耍，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绝不出门。也不是怕什么狗仔，就是觉得自己如果素颜出门被粉丝看到不太好。他们的朋友圈也都很干净，从来不发表什么略显犀利的看法，怕被人截图拿去当新闻。我不觉得他们矫情，但仰仗名声带来生活上的局限性可见一斑。
我有一位影评人朋友，以毒舌文风著称，每次有烂片出来他的吐槽都有几万人叫好。有一段时间他很萎靡，作品产量也降了下来，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毒量见底，毒不起来了，想讨好粉丝，又得想法设法写出更毒的语言。我另一个神经大条的朋友说，“你为啥一定要毒舌呢？”他愣了愣说，“因为这是我的风格啊，读者只认我这一套。”神经大条朋友又问，“你希望粉丝是喜欢你的作品还是喜欢你本人呢？”他说，“当然是作品啊。”神经大条朋友说，“那不就结了，一个好作品摆脱掉你的名字也依然是好作品，你根本不用在乎这个作品像不像自己，你只用竭尽全力将它变成完美的作品就够了。”
2011年我去一家广告公司就职，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媒介代理，说直白点就是各大门户网站广告位的中介公司，从网站方拿一个很低的折扣价，再高价将广告位卖给客户。因为这间公司在业内还算小有名气，客户很多，当时一年下来也有上千万利润，大家都过得很滋润。
到了2012年末，社交媒体的流量已经大大超过了门户网站，大品牌都开始更新广告投放的形式，视频直播自媒体五花八门，对传统广告位的需求不断减少。但这家公司还在沿袭着“广告中介”的模式，就因为门槛低，来钱容易。
我开始对此感到厌倦，投出辞呈并说了自己的想法，老板却说我太幼稚，说，反正中国人口基数那么大，企业那么多，大品牌追赶潮流，但小品牌依然还有买广告位的需求啊，这种模式总有市场的。
那一年，他们的客户虽然没有减少很多，但已经只剩下本土企业了。到了这个月，我跟以前的同事聚餐，听他们说公司已经因为客户大量流失在裁员了，而他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已经是十八线山寨品牌了。
一个人来到中年，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处世哲学，并且时常会将一生的经验用于一刻，然后无比坚信它的正确性。你经历太多阴暗，会不自觉的降低标准，而经历太多美好，会顺理成章的玛丽苏。这是人之常情。
就像我们的父辈，如果他因为上大学这个机会而获得了美满的人生，就会强调上大学的重要性；如果他因为做生意而累积了财富，就会反复提及与人相处的生意经；甚至如果他因为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而憋屈了一辈子，就会格外注重你的择偶。
非典那会儿，我奶奶不止从哪听来的谣言，去超市买了一屋子米和盐囤在家里，生怕断水断粮，我忍不住嘲笑她愚昧。但我爹却跟我说：老人其实也不傻，只是亲身经历过各种运动和灾害的人，心里的确没我们那么踏实和淡定。就好像，反正活到现在我还没见过真正饿死的人，他们，大概见过…
当然，理解归理解，但这些经验在前人们身上或许是走得通的，但在你的身上不一定绝对正确。这也是他们仰仗自己的经验所带来的局限性吧。
罗永浩在《鲁豫有约》里谈到一件事，说许多年后他回到家乡，一个小县城，当年那些同学朋友，很多特别有理想有追求的，到了今天，这些人当官的当官，做生意的做生意，大都在当地混得有模有样，但真的就是特别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比如说他是一个局长，然后他就对自己现在比较富足的生活特别满意，没有任何追求了，老罗觉得很奇怪说，你才40岁你还可以追求很多，或者你最庸俗你可以想着去当更大的官。结果他连这个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有着本质的分别，在小地方待久了，你仰仗着自己有着安稳不错的生活，继而产生一种满足感——“至少我比当地大部分人过得好，赚得多”，至于外面的大富大贵，我也不愿多想，那是不属于我的世界。
这些人幸福吗？肯定也幸福，但他们很难再进步了。读我文章的人大部分都还很年轻，作为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危险了。每个人都在不断校准自己的人生，直至变成一条路，但你要相信，无论你有多么成功，没有哪一条路是绝对正确的。只有拥有不同经验才能促使人不跑偏，我觉得，这就是多读书和走出去的原始诉求。
最后，我们现在总是在说三观，其实所谓的人生经验、处世哲学、赚钱方法都是归纳到三观里去的，但一个正确的三观，不是你对他错，而是允许你对，也允许他对，允许这世上有无限种可能。不然，你仰仗的三观，也会成为你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