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于 老 舍(下)

                                        梁实秋

                                                                                                                              

           老舍生于光绪二十四年(西历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腊月二十三日，正是糖瓜儿祭灶那一天。他本名舒庆春，旗人有名无姓，指名为姓，晚近多冠以汉姓，所以老舍到底原来是何姓氏，是不是姓舒，现无可考。对于老舍最有研究的胡金铨先生在他的《老舍和他的作品》一书中也说：“舒字可能是排行……我们就暂定他姓舒。”我近阅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页四七)，据说“满州八大姓”之一是“舒穆鲁氏”，绎姓舒。可能老舍姓舒，绎自舒穆鲁，并不是名字之上冠以汉姓。这是我的猜测，无关宏旨。

          老舍的出生地点，在《正红旗下》附录有详细的说明，是很有趣的。他出生“在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里……一个很不体面的小院”，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以前名为小羊圈，后嫌其不雅而改今名)。现在这小院的门牌是八号。这个“不见经传”的地方，在老舍笔下实际上已被描写过许多次，他告诉过我们：

         “我们住的小胡同，连轿车也进不来，一向不见经传”，(“吐了一口气”)最窄处不过一米，最宽处不过一米半左右，惟因其不见经传，至今没有被拆掉，没有被铲平。“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小胡同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勤俭持家”)在《正红旗下》里，特别是附录里，老舍诞生地的实在情形描写的更是详尽。我强调这个破落的大杂院，是要说明老舍出身是何等的清苦。老舍出生到长大，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穷苦的环境里打转，照理说他的所谓“成分”应该算是很好，应该算是很“普罗”的了，然而他还不能免于文艺政策的歪风之一厄!

         老舍是旗人。旗人就是满洲人。清太祖时，士卒分编为八旗，以黄、白、红、蓝四旗为左翼，镶黄、镶白、镶红、镶蓝为右翼，是为满洲八旗。太宗时添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扩大编制，攻占全国。满、蒙、汉旗兵共约二十八万人，拱卫京师，并分驻国内重要地区。最初旗人都是旗兵，后来繁衍日众，旗人不必是兵。但是朝廷优遇旗人，每口按月发放饷银。从此旗人成为特权阶级，养尊处优，生活安逸。清朝并不像元朝那样的歧视汉人，元人以蒙古人为优先，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下。满清比较开明，虽然满人汉人之间显然仍有轩轾。尤其是旗人领饷一事，造成民间不平的现象，养成旗人懒惰的恶习，最为失策。满洲人本是优秀的民族，八旗兵本是勇悍的战士，但是到清朝晚年，大部分旗人已经不能维持其优越的生活水准，不待辛亥革命全面停发饷银，旗人早已沦为穷困的阶级了。老舍笔下的北京贫民，正是当时典型的旗人。

         在清朝晚年，北京的旗人汉人已经在生活习惯上大体互相影响，有融为一体之势。民族间的创痕经过几百年时间的冲淡，已经不复成为严重的课题。不过旗人与汉人之间究竟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 旗人礼貌特别周到，繁文缛节也特别多，旗礼比汉礼要多很多讲究。旗人说话也特别委婉含蓄，声调和缓而爽朗，不时的带着一点诙谐打趣的味道。在生活享受的艺术上，旗人也是高人一等，不分贫富，常能在最简陋的条件下获致最大的享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道地的北京人能很快的辨识谁是旗人谁是汉人。可见汉满之间的分别尚未尽泯。满人的民族意识还是存在的。老舍对于旗人，尤其是赤贫的旗人，就很关切。他这一部“正红旗下”便是以全副力量描写他自己的身世，也同时描写那一时代的旗人生活的状态。可惜的是他没写完。

         一九六四年夏天老舍在河北密云县楼营大队住了约三个月，为什么老舍要到那地方去？是“劳动改造”？是“下放”？是自费旅游？是官方招待？我们不知道。老舍有一篇散文题名“下乡简记”，记他的楼营之旅，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地点： 密云县机关公社的楼营大队。楼营位于密云县城外东西，约五里。原因： 为什么要到楼营去?因为这里有不少满汉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前，满蒙旗人当兵吃粮为主要出路，往往是一人当兵，全家都吃那一份钱粮，生活很困难。赶到辛亥革命以后，旗兵钱粮停发，生活可就更困难了。旗兵只会骑马射箭，不会种地，没有手艺，钱粮一停，马上挨饿。他们的子弟呢，只有少数念过书，又不善于劳动，只有作一些小生意，往往连自己也养不活。原来，清朝皇帝对旗人的要求，就是只准报效朝廷，不许自谋生计，这就难怪他们不善于劳动了。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的仇视满人。这么一来，整整齐齐的楼营就慢慢的变成‘叫花子营’了!有的人实在当无可当，卖无可卖，便拆毁了营房，卖了木料；有的甚至于卖儿卖女!拆、典、当、卖，死、走、逃、亡，悲惨万状。这里原有满蒙旗人二千户，是乾隆四十五年由北京调拨来的，担任皇帝到承德去避暑或狩猎的中途保护工作。到解放时，只剩下二百多户，都极穷困。因此，我要去看，他们今天是怎样活着呢。

        老舍出生地小杨家胡同在北京城里，辇毂之下，在义和团时代即已坠落成那个样子，由北京调拨到密云县的楼营大队，情形还好得了么？似乎不能怪辛亥革命之仇视满人，一大群人任何事不做平白领饷，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满清最初也不是完全不重视八旗的教养。清会典：“八旗都统，满洲八人，蒙古八人，汉军八人……掌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二十四位孝统，还有四十八位副都统，在“经其教养”方面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据清会典事例，“雍正七年议准，满洲蒙古，每参领下各设学舍一所，十二岁以上幼丁均准入学，”是为“八旗义学”。又“顺治元年定，八旗各择官房一所，建为学舍，以教八旗子弟”，是为八旗官学。此外，八旗有公产，“不下数十万亩，详查八旗闲散人内，有正身情愿下乡种地者，上地给予一百亩，中地给予一百五十亩，下地给予二百亩，令携家口居乡耕种。初耕之年，量给牛种房屋之资。”又“雍正二年复准，以二百余顷作为井田，将无产业之满洲蒙古汉军，共一百户，前往耕种，每户授田百亩，凡八百亩为私田，百亩为公田……设立村庄，盖土房四百间，给予种地人口粮耕牛籽种农具，以便耕种，并于八旗废官内拣选二人前往管理。”凡此种种法令设施，早年对于旗人福利之关切不可谓漫不经心，此后苟能本此精神认真办理，旗兵驻扎之地的后人应该不至于沦落为“叫花子营”。此则吾人读《正红旗下》之后，于表示同情之余，又不能不有的一番感慨。

         老舍写《正红旗下》的真正主题，据胡青的说明，乃是“要告诉读者： 清朝是怎样由‘心儿里’烂掉的，满人是怎样向两极分化的，人民是怎样向反动派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何等可爱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大有希望的国家……”这一个伟大的主题，由于这部小说才写了一个开端便停止了，我们无法看到老舍怎样的去发挥。

         老舍夫人胡絜青是一位画家，曾拜在齐白石门下，大笔纵横，饶有气魄，最近曾在香港展出她的作品，我看到她的精印的画册。
附印在文左她写的四个大字：“健康是福”，我们不难从这四个字揣想她的心情，一个人能健康的活着便是幸福，这是人生起码的条件，然而也是很难得的理想啊!

          我又在这里印出老舍夫妇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有胡絜青的题宇，是一九六四年冬在老舍书桌旁所照。